湖北麻城县，也就是湖广填四川的那个中转站，位于湖北省的东北，大别山的南部山麓，与河南商城光山两地毗邻，是两省之间的重要交通要道。民国初年，麻城县拥有70万人口，绝大多数属于农业人口。

王树声率领麻城各地农会火速支援，最终与红枪会形成对峙。之后王树声在于董必武援军一起将红枪会打退......

王树声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出生于大别山西边的麻城县项家冲。家中兄妹十人，王树声排名第五。王树声的祖父是个读书人，科举屡试不中，便在家乡开办私塾，靠着教书和行医为生。

也只不过是勉强养家糊口罢了。还在自己有两个儿子，仗着自己一身的力气，干农活、养猪、做点小生意，经过多年时间的奋斗，为家中置下了四十亩良田，三间房屋和四头耕牛，虽然规模不是很大，但放在贫穷的大别山深处，这已经是个富裕人家。

王树声六岁那年，两兄弟的这个大家庭一分为二，自己的父亲拿到了一半的财产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王树声十岁那年，父母先后因为疾病离开人世。

祖母已经过了花甲之年，根本无力独自抚养这一群年龄尚小的孙辈。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带着十个孩子，还是在一个愚昧的旧社会之中，这难度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都难以承受，何况是对于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。

父母健在时候，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送到乡塾念书，父母撒手人寰之后，虽然家里还能撑个一时半会，但家中的事务始终需要人操劳。

祖母便让树声的哥哥弟弟退学下地务农，将王树声一人留下读书。树声年少聪颖，自然能够理解老人的刻苦用心。刻苦读书，埋首用功，终于在1923年，以几乎表现完美的成绩考上了麻城县高等小学堂，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赞扬之声。

而正是在这个小学堂之中，王树声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，为其以后加入共产主义事业埋下了伏笔。

麻城县高等小学堂的教师中，有一位叫做王幼安的老师，这位老师是一位接触过进步思想熏陶的老师。而最受王树声所喜爱的，也正是这位老师。

王幼安与王树声同宗，是王树声共祖的亲叔伯长兄。王幼安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，曾为董必武等进步老师的门生，在毕业之后回到麻城县高等小学堂任职教书。

王幼安接受过进步思想的教育，因此教书也不仅仅限于所谓的之乎者也。在国文的教课过程中，常常联系当时社会，向学生们讲述清王朝的腐朽无能，近百年的屈辱历史，各种不平等条约。

声泪俱下，他的学生们也群情激愤，纷纷慷慨陈词，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。王幼安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小组，偷偷在家中设立一个隐蔽的读书房，专门为自己的学生们所准备。

书房中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，以及国内外出版的各种进步书籍。王树声与他四位同窗蔡济黄、刘文蔚、桂步蟾、徐其虚等人在王幼安的启蒙之下，开始对进步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在书房之内如饥似渴似的反复阅读进步书籍，为祖国寻找到新的方向。

五人渐渐地认识到了中国百年以来灾难的根源，只有彻底消灭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，才能看到光明的未来。

1924年年底，王树声顺利从麻城县高等小学毕业，祖母已经无力为这几个孩子操劳，不得不让这几个成熟点的孙儿各自分家。王树声也失去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，负担起了赡养老人，撑起家业的的重担。

由于自己有一定的学识，在自己乡里当过私塾老师，也当过初等小学校的校长。王树声接触过进步思想，这一间小学校已经容不下他的志向，他的志向是星辰大海，大丈夫就该治国平天下。

虽然志向远大，但却报国无门。正在王树声彷徨之际，昔日同窗好友桂步蟾和徐其虚带来了一个消息，省城已经开始北伐了！

好友回答道：“在武汉上学的同学，很多都已经参加了国民党，现在回来都是为了联络家乡的同志们。”

在好友的介绍之下，王树声欣然加入国民党。

此时的麻城县已经有了共产党的党支部，但一直没有向王树声透露过，但桂步蟾和刘象民便是共产党党员，只不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，按照党的决定，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。

党支部此时发现王树声对革命拥有无上的拥护，对革命事业更是呕心沥血。党支部决定由桂步蟾和刘象民亲自出面，向王树声透露了自己共产党的身份。

王树声得知这一实情之后，坚决要求加入共产党，明确表示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，即使是头破血流，也在所不惜。

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之后，在麻城县特别党支部的领导之下，王树声利用自己小学校长的影响力，开始明里暗里积极组织革命宣传工作，最终在他的动员之下，拥有自己身边的一众亲友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包括大哥王宏忠、二哥王宏恕、堂兄王宏学、堂弟王宏儒。

之后国民党麻城县党部成立，王树声便有了国民党党员的公开身份。王树声便与同志们一起，打着国民党的旗号，一公开的方式在麻城县所属的四个乡镇建立党部。

1926年10月，国民党乘马岗区部成立，与此同时王树声借着这个机会秘密筹建了共产党乘马岗支部，王树声任第二乡共产党小组组长。

趁热打铁，王树声迅速组建农民协会，王树声便任协会的组织部长。在王树声的组织之下，麻城县掀起了一股热火朝天的农民运动。

王树声率先动员自己的兄弟姐妹，向本家的佃户和债户宣布：从今以后再不收租收息，并且当场退佃、退押，焚毁了地契和借约。农民之间奔走相告，打消了心中的疑虑，紧跟着王树声的步伐，干起了革命。

王树声的舅公是一个有名的大恶霸，叫做丁枕鱼，当地人给他起外号“麻城北乡一只虎”，他的儿子丁岳平也是一只“吃人狼”。丁家一家拥有良田600多亩，当地百姓多是他们的佃户，放债无数鱼肉百姓。

农民运动兴起之后，虽然没有要求地主将土地吐出来，减租减息这些大地主们也无法接受，丁家父子二人放狠话要与农会较量到底。

1926年的腊月十六，当地农会在罗家河街头刷上了打倒土豪乡绅的标语。丁家父子见其对自己不利，便指示手下的人将这些横幅撕了个粉碎。罗家河农会的办公场所也被丁家父子一通乱砸。

消息很快传到乘马区农会，农会朱熹胡静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商量着对策。参会者火冒三丈，一副要将丁家父子拿下的势头，但碍于王树声与丁家的关系，这个问题开始变的不好解决，毕竟带着血亲。

王树声听闻召开紧急会议，急忙赶到会议室，大气凛然地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：“要革命，就不能讲情面。谁要反对农会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我也要和他斗！”

这时说，那时快。刚刚冷静下来的王树声拍案而起，带着一千多守在门外的农会成员，直扑向罗家河。一千多人的队伍举着火把，黑夜里看去便像那一点一点的火光，渐渐地烧成燎原之势。结果丁枕鱼被抓，被送往县城。

1927年新年之际，又经历过这场农民运动，他们在这个春节过得比往年更加开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王树声接到县农会的紧急指示，要求王树声带领乘马区的农会成员，火速支援县农会。

麻城县的一些乡绅土豪，在农民运动之时逃离麻城县，与国民党右派相互勾结，以麻城县代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会会长“罗偏头”为代表人，要写国民党麻城县党部释放被关押的那些土豪乡绅，并且放出豪言要铲除农会。

而正在双方对峙之时，王树声带领着数千农会成员，浩浩荡荡地进了麻城县县城。农会人多势众，李舜卿和“罗偏头”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，直接没农会成员五花大绑，而县长也因为不得人心最终被罢了官。

自此麻城县的威望便已高于县长。王树声也因为这次行动有功，升任为麻城县农会组织部长。在王树声的主导之下，以蔡济黄为核心的中共麻城县县委正式成立，王树任委员一职。

就在此时，“四一二”事变发生，逃窜在河南等地的麻城乡绅搬来救兵。纠结了河南当地反对农会的红枪会人员上万，准备反扑麻城县农会。而带头人则是丁枕鱼的儿子丁岳平。

麻城县县委火速组织逃难进入城内的农民，县城的学生以及城里的店员，上城迎敌。但由于双方的热火器屈指可数，双方打也是拿着刀枪棍棒打的你来我往。王树声手中有一只步枪，端起枪便将其中叫的最狂妄的“教师爷”放倒，当场大批了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故事。

红枪会攻城之时，守城群众用石头、瓦片等物体疯狂砸向想要爬城的这帮人。红枪会成员被砸的头破血流，但又不想放弃进攻，只能凭借着人海战术不断往上堆人。

此时的麻城县虽然暂时没有失手，但仍然处于红枪会的包围之中。最好的解决方式，便是派人到武汉求援，以解决红枪会的包围之势。危机之时王树声主动请缨，决定只身突围，前往省城武汉求援。

此时主持武汉工作的正是董必武，按照辈分算下来王树声是董必武的师孙。二人一件如故。听了王树声的报道之后，董必武脑血上冲，立即联系各方人马，成立了麻城惨案的调查委员会。省警备营一营和武昌农民讲习所的三百名学生军，前往麻城支援。

在王树声的引领之下，这支部队火速支援麻城，但援军还未到麻城，听到风声的红枪会便疯狂逃窜。

第二天麻城成功解围，在蔡济黄和王树声的组织之下，群众大会如期召开。根据新颁发的《惩治土豪劣绅条例》，对丁木鱼、李舜卿等人进行公开审判，并正法示众。

之后王树声随着学生军和警备团的官兵，分路追击四处逃窜的红枪会，沿途解救被关押，和残害的群众。

王树声则与他的昔日的同窗好友蔡济黄、刘文蔚等人则不断扩大紫微部队，与民团、红枪会斗争到底。

九月初，“八七”会议精神传达到麻城县，收到消息的王树声开始准备打倒土豪乡绅的准备工作。9月26日开始，麻城黄安两地采取统一行动，相互支援，农民成群结队地搜捕土豪乡绅，史书称其为“九月暴动”。但两县之前缺少必要的沟通工具，也没有过成功的起义经验，没能够将农会自卫军的规模继续扩大，未能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一块红色土地。最终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预之下，这场“九月暴动”来的快，走的也快。